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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 Dystopia
这部剧编导先用3集的篇幅为观众营造了一个乌托邦世界,然后再用6集的篇幅告诉观众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不值得留恋的。此前的很多反乌托邦文艺作品里大多会设计一个大反派,该反派从大家的牺牲中谋取私利。也有一部分作品在乌托邦里安插进几个自私自利的人,从内部瓦解乌托邦之梦。但这两个常见原因在这个故事里都不成立,因为“集群”把这两者都轻松化解了。这部剧想表现的是:乌托邦的问题不在于为了某种崇高的目标做出牺牲,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乌托邦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早在1714年就被一位荷兰裔英国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找到了。他在那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的著作,描绘了一个假想中的蜜蜂国。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国民都是贪婪的自私鬼,“商人靠弄虚作假牟取暴利,律师借拖延诉讼榨取费用,医生重名声财富胜过患者健康,神甫用虔诚伪装懒惰贪婪,士兵为赏金奔赴战场,大臣靠欺骗巩固权力……”但是,整个国家却是一个商业发达军力强盛的乐园,就连异邦蜂群都羡慕它的太平祥和。
有一天,这个蜜蜂国的全体蜜蜂决定摒弃所有的“恶德”,做一群纯粹而又诚实的蜜蜂,没想到这么做的结果却是个悲剧。因为蜜蜂们不再追求个人利益,不再相互压迫和竞争,反而导致蜂巢的经济体系崩溃,军力也一落千丈,幸存的蜜蜂们只能逃离家园,躲进树洞过起了简陋而“有德行”的生活。
曼德维尔通过这个看似荒诞的寓言故事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观念,那就是只有基督教行为才是美德。与此同时,他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纯粹的美德无法让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反而是人类共有的那些卑劣可憎的品质才造就了幸福繁荣的社会。
这本书影响了包括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之一。这个故事也让“蜂巢”成为了“集体意识”的代名词,美国媒体之所以把《同乐者》里的“集群”称为“蜂巢思维”(Hive Mind),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大一统理论
这部剧的英文标题 Pluribus 有“万众合一”的意思,类似这样的大一统思想同样是人类除了乌托邦之外最情有独钟的理论之一,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和大一统理论的完善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早期人类知识有限,无法理解世间万物的成因,便想象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之后又有人构想出了一个万能的造物主,把各种神灵统一起来,这就是一神教的起源。可惜世界上不止有一种一神教,于是各个教派彼此争斗了数千年,谁也没有能力一统天下。接下来登场的是科学家,他们试图用一套基于理性思辨与科学实证的全新方法论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终于让大一统理想看到了曙光。
最先取得突破的是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他自创了一套命名法,把所有生物统一在同一个框架之下。但林奈分类法的基础是基督教自然神学,他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他只不过是帮助上帝整理了一份物品清单而已。
德国自然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拓展了林奈的思路,把生物的分布与气候、海拔、纬度、地质、洋流等环境变量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提出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世间万物互为因果。“集群”的理念和洪堡的思想非常相似,而环保是洪堡大一统理论的必然结果之一,于是我们看到“集群”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共居,以此来节约能源。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受到洪堡思想的启发,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假说,证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全都进化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原本都是一家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集群”不允许杀生的原因吧。可惜这是对进化论的误读,因为物种之间相互利用其实是生命的常态,一点也不违反进化论。
关于“集群”最关键的设定是意识相通,这也是这部剧最科幻的部分。但实际上“万物有灵”是人类最古老的哲学思想之一,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与此有关。现代科学对意识本质问题的研究又催生出了 “泛灵论” 这一新的哲学理论,这一派学者相信意识不但无法脱离于物质而存在,而且是物质世界的固有属性,与量子纠缠和量子叠加等量子力学现象有关。
英国杜伦大学的哲学家菲利普·高夫(Philip Goff)是“泛灵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于202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为什么?宇宙的目的》(Why? The Purpose of the Universe)的书,系统地阐释了“泛灵论”的思想。
如果大家看不了学术专著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Dan Brown)的新作《秘密的秘密》(The Secret of Secrets)。布朗在这本小说中假借意念科学家凯瑟琳·所罗门(Katherine Solomon)博士之口,为读者普及了“非局域意识”(nonlocal consciousness)这个包含在“泛灵论”框架下的新理论。
简单来说,“非局域意识”理论认为意识并非局限于你的大脑,而是遍布全宇宙,你的大脑并不创造意识,只是选择性地从遍布宇宙的意识库里接收属于你的那部分意识而已。很多宗教都有类似的说法,古往今来那些宗教绘画都喜欢在圣者头顶上画一圈光环,或者让他们戴上一顶类似自由女神像的王冠,原因就在于这个装饰物相当于意识接收器,圣者们因为某种原因具备了接收更多信息的能力,这才获得了大智慧。
所罗门博士把人脑比喻成一台收音机,本身有能力接收所有电台的节目,但如果所有电台都一起播放就会乱掉,所以需要一个调谐旋钮来过滤掉所有其他频道,只允许一个频道的信号进入。“集群”里所有感染者共享同一个意识,相当于大家脑袋里的那台收音机全都调在了同一个频道上,而那个巴拉圭免疫者马努索斯(Manousos)用一台被誉为“扫描界王者”的德生PL330牌收音机扫描了整个电磁波频段,似乎就是为了寻找这个频道,从而破坏“集群”的意识共享机制。
人脑的调谐旋钮是一种名为GABA(γ-氨基丁酸)的神经抑制剂,能够降低神经元的放电频率,相当于关闭大脑的某些部位,以此来过滤掉多余的信息输入,保证大脑不会因信息过载而超负荷运转。新生儿大脑中的GABA含量极高,防止发育中的大脑免遭过度刺激。随着年龄增长,人类大脑中的GABA含量逐渐下降,使得我们能够接收到更多的外界信息,获得更广阔的认知,但也因此而有了喜怒哀乐。一些人宣称冥想可以让人快乐,原因就是冥想可以提高人脑中的GABA含量,这就相当于屏蔽了外部信息,好让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集群”里的感染者们的表现就很像是那些冥想者,虽然看上去很快乐,但脸上只剩下了微笑这一种表情,其余的情感全都被屏蔽了。
有一种病会让大脑中的GABA水平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导致大脑神经元集体过度放电,这就是癫痫。“集群”中的感染者们会因为免疫者的情绪波动而抽搐,其症状和癫痫发作几乎是一样的,说明这些人的大脑过滤器出了故障,涌入了大量“不良”信息,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也许就是拯救他们的最佳时机。
当然了,上述这些说法只是“泛灵论”的一些推论而已,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获得神经科学家们的集体认可,至今仍然处于哲学的范畴。但确实有些证据支持这个说法,比如“突发性学者综合征”(Sudden Savant Syndrome)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病指的是有些人在头部突然遭到重击之后迅速掌握了一项此前完全不具备的能力,比如突然学会了一门外语或者突然弹得一手好钢琴。神经科学家对此现象没有好的解释,但“泛灵论”则认为这件事相当于收音机被碰了一下之后其调谐旋钮意外地转到了另一个频道,仅此而已。
还有一种人脑内的GABA水平会急速下降,这就是将死之人。不少有过濒死体验的人报告说他们感觉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肉身,全世界的所有意识在那一瞬间全部涌入脑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就是GABA水平的极速下降导致大脑中的信息过滤机制全部失效,收音机里的每个频道都开始发声了。
不过,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真正地体验到这种感觉,因为这就意味着你死了!换句话说,死亡可以是肉身的腐朽,也可以是GABA失效导致的个性丧失。如果一个人的意识汇入了宇宙的意识之海,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不复存在了。
自由意志与集体意识
一个人的个性来自他的自由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自他对自己拥有自由意志的信念。这种信念几乎每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有,这是支撑人类活下去的原始动力。外星病毒之所以被当做敌人,原因就是它消除了人类的自由意志,把几乎所有地球人都变成了同一个“集群”。卡罗尔和马努索斯拼命保护的既不是公平正义也不是民主法制,而是人类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
虽然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但实际上我们都必须依赖其他人的帮助才能存活,人类本质上是一种集群生物,集体归属感对于人类而言有着无以伦比的吸引力。
我们打不过狮子,跑不过猎豹,游不过鳄鱼,人类祖先是依靠团队合作才成为非洲之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进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直立行走,也不是进化出了巨大的脑容量,而是语言的出现。语言让人类的大规模深度合作有了可能,终于把人类变成了现在这个统一而又强大的集体。
以色列科学家曾经在2024年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证明如果不允许说话的话,一群人类志愿者的解题能力甚至不如一群蚂蚁。这是因为研究者出的这道题只能依靠团队的力量来解决,而人类离开了语言的帮助就很难相互合作了。
马努索斯深知语言的重要性,所以他在路上拼命学英语,不过最后还是靠卡罗尔手机里的翻译软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他万万没想到卡罗尔居然在关键时刻站在了“集群”一边,因为一位名叫左莎(Zosia)的感染者用爱感化了她。
其实卡罗尔从一开始就知道左莎的爱不是真实的,因为左莎只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工具人。左莎带给她的幸福感也是暂时的,因为没有痛苦的幸福是不可持续的。但追求爱与幸福是写在DNA里的人类本能,这种本能被各类文艺作品一再放大,已经变成了人类社会几乎唯一的主流叙事,仿佛其他一切人类情感都不再重要了。
第四集有个场景很能说明问题。由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杰夫·希勒(Jeff Hiller)扮演的一位感染者称自己非常喜欢卡罗尔的小说,还说卡罗尔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卡罗尔反问对方喜欢她小说的哪部分,对方却答不上来,只能泛泛地说:“所有部分我都喜欢”。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再喜欢听奉承话的人也该明白这些夸赞都是虚假的,因为说话之人没有自由意志,因此也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只是在按照程序的设定为卡罗尔提供情绪价值,以此来消磨卡罗尔的斗志而已。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9集“集群”感染那个秘鲁小姑娘库西马尤(Kusimayu)的整个过程。仪式发生在库西马尤居住的小山村,邻居们穿着民族服装,唱着秘鲁民歌,一切都显得非常传统和自然。但当库西马尤昏死过去的一刹那,歌声立刻停止了。当感染成功之后,大家便纷纷拿着自己的道具默默离开,就连库西马尤本人也迅速丢下了圈养的牲畜,以及她心爱的小羊羔,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可以想象,从此这群人便都会住进一个类似体育馆的集体宿舍里,这座小山村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也将彻底消失。
说到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不少人觉得这部剧是在讽刺AI,但其实吉利根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AI还没火起来呢,我们只能说吉利根天才地预言了当今这些以讨好人类用户为己任的大语言模型出现。这个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无论这些大模型显得多么有智慧,它们本身都因为缺乏自由意志而不能被称为真正的通用型人工智能(AGI),这个世界需要活生生的人来运作,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活生生的人来传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并不一定都得是所谓的“好人”。事实上,卡罗尔本人肯定不能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她的脾气非常差,还有酗酒的毛病,待人接物缺乏耐心,甚至连那12个仅存的幸存者都不愿努力地去团结。但所有这些缺点反而说明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连她也被左莎虚假的问寒问暖给骗了,由此可见人类对爱与幸福的需求是多么地强烈。
相比之下,马努索斯的人品就更值得怀疑了。他性格倔强,易冲动,脾气比卡罗尔更差,甚至骂自己的母亲是个婊子。他和卡罗尔的第一次见面就表现出强烈的大男子主义特质,用明显带有贬义的“打响指”来指挥卡罗尔干着干那,难怪刚刚从左莎那里享受到幸福的卡罗尔会选择站在“集群”一边。直到她发现“集群”已经得到了她的干细胞,正在努力研制感染她的方法,她这才明白,眼前这个一身臭毛病的“老登”直男才是她最可靠的盟友,正是他的倔脾气让他保留了人类最后的一份自由意识,而这种自由意识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反过来,作为只有一种意识的“集群”,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继续活下去的目的和意义。从第一季来看,“集群”最大的动力就是建造一台功率巨大的信号发射装置,把来自Kepler-22b的“礼物”传递给其他星球,把这场意识大一统游戏继续玩下去。也许卡罗尔和马努索斯所要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宇宙。
也许,拯救地球最终靠的不是原子弹和电磁波,而是人性,卡罗尔只有想办法唤起感染者仅存的那点人性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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